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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头程式视域下的苗族贾理研究

  苗族贾理搜集、翻译、整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,各类文本文献相继公开出版或发表,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。苗族贾理以“民间文学”类别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此后,对贾理的文献整理及多元化研究便积极开展起来。贵州省丹寨县王凤刚整理出版的《苗族贾理》是贾理文献中的重要代表性成果,其篇章结构相对充实完整、诗行数多、内容丰富,且附有详细的注释。贾理的文本整理与研究,不仅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,更是对贾理所蕴含的普遍美学价值及共性审美体验的学理思考。从贾理的原生场域和传述功用来看,作为苗族特有的口头传统,贾理以世代口传心授的方式,记录着苗族的人文历史生活,其研究价值不容忽视。因此,贾理研究应将“书面范式”与“口头范式”研究结合起来,依据“文本”重视“活态”。口头程式理论是对口头传统类非遗及其文本研究的新视角,从语言程式、故事范式及理言价值等方面探微,将有助于拓宽贾理的研究理路,进一步形成口头传统类非遗研究的新思路。

  20世纪初口头程式理论,由帕里与洛德针对《荷马史诗》问题而提出,其不仅对“荷马问题”作出了有力回应,同时也为口头传统类民间诗学研究提供了新范式。其以程式、主题或典型场景与故事范型为主要研究维度,析出口头创作中的“程式”方法,结合文本“套语”分析的模式,为口传文学研究提出新思路。帕里和洛德认为程式是一种模式化的表达方式,以相同的节奏与格律为前提,一组语词频繁往复用于表达某种特定的意义,以特定“程式”为模版,语词内容可替换、可创新、可类推。简言之,程式化可理解为模式化,以“程式槽”为口传者传承,也可在模式框架内对传述内容进行局部创新。贾理所呈现的传述内容,从语词、句式及修辞等方面体现了贾理丰富的语言程式特征,语言程式的运用可透视出苗族人万物和谐的认知理念和美学取向。

  贾理的数字程式及祥瑞审美

  贾理中以数字“十二”“九”“七”等最为常用,其中“十二”反复、高频出现于篇章之末,以口传历史渊源来看数字“十二”寓意吉祥。如多篇理辞出现“吉因十二祖,祥缘十二王”,据传贾理是苗族“十二”位先人所创制,对先人的爱戴敬仰、对贾理所承载的“祖制”文化及社会管理模式的传承,一定程度上可解释“十二”的程式化运用。“吉与祥”的历史文化内涵,历经贾师传授,形成数字程式语句,多置于章节的结尾处,上承所述之事,喻其吉祥圆满。还有数字“九”“七”搭配使用的固定形式。如《迁徙篇》中的“上方九小伙来送,下方七兄弟来送”,送“父母官”到富庶之地;《祭鼓篇》中有“开九间仓,敞七柱仓”的收获存粮的盛况;《巫事篇》中的“您来要九匹青色布,七捆靛色布,放在他箱中,锁入他柜内”。这里的“九”与“七”不是确指数字,搭配使用时表示高量义,往往用于形容期愿美好、繁盛富足的事物。贾理中的数字程式,较为鲜明突出,贯穿于不同篇章,既可代表数字的本义,也附带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。数字程式的运用不仅是贾理的语言程式特征,也可表征苗族人有关祥瑞的认知审美。

  贾理的语言程式及音律谐美,理词语言呈现多样特点。举例而言,在用词方面,如形容词、象声词等多用重叠形式,在《创世篇》《洪水篇》等篇章中多次出现“世界混沌沌、河水滔滔流”“洗日亮晃晃,刷月白生生”“咚咚又咚咚, 笃笃又笃笃”等语词重叠程式化用法,其中“ABB”“AAB”式最为常用,偶有“A/AB又A/AB”式。重叠程式朗朗上口,韵调谐美,在强化唱诵者情感和语词感染力的同时,也利于唤起听者的生活经验、具身体验等体认感知;在小句方面,常用方位词拆句呼应程式,将方位词拆分至相邻小句中,通过方位词的呼应形成小句的呼应,表达空间上的周边以及唱诵上形成小句回环。常用的如“上升、下降、上逃、下窜、上方、下方”,《创世篇》中有“才撑天上升,才踏地下降;上逃就砍脚,下窜就劈颈”及《案件篇》中的“叫哇哇上方,呼昂昂下方”;在句子排布方面,贾理多为五言句式,也有为数不多的二言、三言、四言、六言、七言、八言、九言句式;在语篇方面,篇首、篇中或篇尾,时常出现完全相同的程式性语句,如篇首常用的“《贾》完《贾》又续,月终月复始”,篇中的“跋山又跋山,涉水又涉水”,篇尾的“吉因十二祖,祥缘十二王”。

  贾理的故事范式及循理尚礼取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