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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科医生贩婴击穿的是制度和伦理底线

  近日,陕西富平县曝出产科医生涉嫌拐卖婴儿,此事令人惊惧。基层医卫制度及传统人际伦理由此蒙上的阴影,短时间内恐难消除。惟有严查、法办,并以此契机建立广泛而周全的预警防范机制,方能修复被击穿的底线。

  7月16日,一村民在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分娩后,该院产科副主任张淑侠以“婴儿患有先天性疾病”为由,诱使家属放弃对婴儿治疗并交由自己处理。次日,张涉嫌以两万余元将这名男婴卖给山西一贩婴团伙。其后,家属质疑婴儿被拐卖,向警方报案,由此牵出数年间多起类似事件,均由张直接“说服”家属放弃婴儿。

  可怕之处在于,其一,据当地百姓说,“县上就这一个专科医院,不在这生孩子又去哪里呢?”而在保健院许多人看来,张淑侠是富平县妇产科“最权威的专家”。这样一位“专家”告诉家属,孩子感染了梅毒、乙肝,“不是正常人,不如趁早了结”,甚至以“会传染病毒”为由不让父亲靠近新生儿。同样,在2006年,她告诉一名新生儿的家属,“你的娃有病,生殖器有问题,治不好”,从而诱使家属签字“自愿放弃孩子”。2007年,她让人放弃新生儿的理由则是“先天性心脏病”。

  其可怕之处之二,一个产科副主任居然能“只手遮天”。在专业的妇幼保健院内,对新生儿的诊断、处理,对家属的告知,包括最后说服家属签字,这一系列环节,基本由张淑侠一人就能完成——竟然没有其他医护人员的介入和监督!院领导,不知情;科主任,不知情;同事,不知情。“此前确实没发现蛛丝马迹”——多么匪夷所思。

  一般的县城居民或周边村民,显然不具有足够的医学知识,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,妇幼保健院及院里的专家,是他们在生育这一重大问题上唯一可以依赖的对象。也就是说,相比于医院聚集的大中城市,小城镇居民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自我保护能力更为薄弱。但现实恰恰是,小地方的医卫制度执行情况、医护人员医德监管情况,远远落后于大中城市。最弱势的人群遭遇最孱弱的制度守护,悲剧由此发生。

  据报道,张淑侠以前曾担任过产科主任,2009年因逃避抢救一名大出血的产妇,被撤销主任职务、停职半年,今年却又被提拔为产科副主任。医生是具有守护社会底线意味的特殊职业,医德考评理应“一票否决”。带有劣迹者上岗,恐难给病患者一个负责任的交代。

  这一事件的可怕之处尚有其三。媒体采访多个受害家庭,发现他们均与张淑侠有密切交集。最新的受害家庭中,新生儿的爷爷是张的同村小学同学,因此对她“比较信任”。产妇分娩当晚,张淑侠并不值班,是这位爷爷打电话叫她来医院的。2006年的两桩旧案中,一名婴儿的奶奶是张的同学,同窗4年;另一名产妇的邻居是张的妹妹,妹妹还专门给姐姐“打了招呼”;2007年的一桩旧案,受害家庭也是托了张的“关系”才进保健院的。

  在县域“熟人社会”中,这样的人际关系本是让人放心、感到安全的伦理纽带,然而张淑侠的行为彻底颠覆了这种温情,撕裂了人际间的基本信任。由此造成的恶劣影响,恐不亚于医卫制度失守。

  这固然是一起极端个案,但它击穿了制度和伦理两条底线的设防,因而其警示必须超越个案,开启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反省。

  (原标题:产科医生贩婴击穿的是制度和伦理底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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